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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河中酿成大祸(详见本报2月14日报道)。如何让校车成为孩子们的“诺亚方舟”?德清的长鼻子校车成了全国争相学习的典范,而今年开学后,杭州滨江闻涛小学的孩子们也惊喜地发现,他们学校也有了“长鼻子”。 这几天,本报记者就跟着校车司机一起护送孩子们。这一送才知道,一辆长鼻子的背后,操心的人可真不少。 上路前,校长老师都来“做保安” 下午3点,滨江闻涛小学到了放学时间。 5辆长鼻子已经开到了东门口早早候着。这些“长鼻子”都是核载54人的大客车,全身黄色,干净整洁,“长鼻子”异常醒目。车身上印着“school bus”的字样,而驾驶座挡风玻璃处还放有“学生接送车”的牌子,处处都有“身份证”。 显然开学已经几天的孩子们习惯了这些“长鼻子”的存在,只是乖乖地在学校食堂里耐心等待。第一班校车3点半准时出发,这是老师和司机心中共同的“闹钟”。 值班的戚老师忙碌地维持着秩序,不断地重复:“请大家按照顺序坐好。”原来每辆校车的路线不一样,所以学校提前给孩子们分了组,比如坐1号校车的孩子们就坐成一排。“这样上车时就不会乱掉,司机也比较好辨认。” “自从有接送车开始,学校的值班老师就多了这么一项看管任务。”校长虞文华时常在这个点来“做保安”,他更愿意把“校车”称作“接送车”,“我们要求司机,早上送孩子到学校,不能早于7点,也不能晚于8点。下午放学时,3点半之前必须到位。” 学校还要求每辆校车无论接还是送,都不得超过两次。理由很简单:安全。“接送次数一旦多了,司机可能会赶,容易出事。” 不抢时间不抢道,开“长鼻子”的规矩 邵师傅是一号车的司机,3点20分,他对着后视镜仔细地整了整衣服。“给孩子们一个好印象。”这个平时对衣着并不要求的大男人,自从开上了校车,已经养成了照镜子的习惯。 他把孩子们带到了车门口。一边喊着“排好队”,一边搀扶着上车的孩子们。 上车后,我们发现,车内的设置与普通客车也大不相同。一般的客车座位后方都会有塑料把手,但长鼻子校车里却没有,而每个座位上,都配有安全带。“这样的设置,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车辆晃动时,孩子们因磕碰受伤。” 邵师傅指指座位,示意我们坐一下。一坐才发现卡得很紧,有挤压感,很不舒服。“这是因为校车是给孩子们量身定做的。”邵师傅说,有了这样的座位,校车就不会被安排去做其他生意因为它本身就很特别,又不符合成年人的乘坐习惯,所以不会有其他单位愿意租用这样的车辆。 没说上几句话,邵师傅点清了人数,清了清嗓子:“同学们,请把安全带系好。” 3点半,第一班校车准时出发了。邵师傅开的一号车要经过通江路、滨胜路、西兴路,终点是七甲闸社区,距离学校六七公里。 车子开得很慢,我注意到,仪表盘的时速指示针,始终没有超过40公里而这些道路的限速,基本都在50到60公里。 车行至一路口,遇到红灯停下。我看到左边车道空无一车,可看看邵师傅却连打方向的意思都没有,只是顺着自己的车道,排起了队伍。不能抢道,虽然邵师傅没有说,我们也明白了这是开“长鼻子”的规矩。 一路到终点,没有一次急刹急起,全程耗时18分钟。 “如果开其他车,这么点距离,10分钟不到就能到了。”送完了孩子,邵师傅和我拉起了家常,他们几位校车司机都是老司机了,少则五年,多则十来年。他自己就是开了12年的老师傅。“能被选出来当校车司机,有条杠杠是没有重大的事故记录。但即便如此,开校车,仍必须谨慎再谨慎。” 不抢时间不抢道,这是规矩。他觉得这是一份责任。“我们这几个被选出来的校车司机,都是滨江本地人,也有亲戚在闻涛小学上学,万一出点什么事,我们哪里对得起人家,对得起自己呀。” 一盘录像带,让“长鼻子”开进了学校 车子到站后,我们注意到,停靠站有块很大的遮雨板,据说是社区为了配合校车的使用,配合学生上下车方便而搭建的。 “感觉怎么样啊?”回到学校,校长虞文华迎上来问。 见我们一脸笑容,他给我们讲起了故事,其实长鼻子的引进并不是一蹴而就 闻涛小学2004年创办,因为有些学生住得比较远,接送不便,于是有的家长就联合起来,自己包车。“可我们发现,这样不行,因为这些车辆时常超载。”以前虞校长在校门口经常能看到,一辆核载5人的车子里竟然下来了八九个孩子。 于是闻涛小学把这样的情况用摄像机拍下来,拿给领导看。“领导也觉得很震撼,觉得容易出事。”从2006年开始,学校就和一家巴士公司合作,由他们来负责学生接送。 不过,几年下来巴士有时会被临时征调,也出现过未能准时到岗的情况。特别是去年以来,全国各地校车事故频发,学校就找到现在的合作单位协商,看是否能换上长鼻子专用校车,结果双方一拍即合。 换车带来安全,可运营费用就高了一截:光买一辆“长鼻子”就超过40万元。 这个时候,滨江区政府送来了“东风”:坐校车的学生依旧是每人每月出75元,而区财政对每人每月的补贴提高到140元。 虞校长说,政府的支持、司机的负责、老师的细心,在连通学校和家的路上,一个都不能少。 本报讯 昨天,2011年浙江省政府质量奖揭晓,今年最让大家放心的企业有5家。 他们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子,像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、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,也有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,比如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和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。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总裁茅忠群告诉记者,他觉得质量是设计出来的。“从设计环节开始我们就在打造质量意识了。我们的成本投入在设计环节的比重占了5%,这在同行业算是很高了。” 这五家企业分别获得100万元的奖金。2011年省政府质量奖已经是第二届了,据了解,浙江省政府质量奖今后将每年评定一次,每次都不超过5家。申报企业或组织必须符合注册登记、产品质量、绩效管理指标、质量技术指标、创新能力和诚信记录等六个方面的基本条件。 该奖是浙江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,但获奖后并不是一劳永逸。省政府设置了退出机制,如果出现质量问题,同样会被摘牌。 本报通讯员 沈志坚 本报记者 逯海涛 (逯海涛) 虽然事情过去三四天了,可乐乐父母一想起来还是觉得感激不尽:“多亏了潘主任和那位大姐,要不然可能永远都见不到儿子了。” 原来,上周日,乐乐和小伙伴一起到河边玩耍时,一时不慎掉进了河中,险些丧命,幸得好心人及时出手相救。 同乐乐一样幸运的,还有94岁高龄的李老太太和31岁的岳先生。他俩一个出门迷了路,一个在异乡突发疾病,都遇上了愿意帮忙的热心人。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热心肠,冷雨连绵的杭城,也让人觉得暖暖的。 乐乐今年7岁,父母亲都是安徽人,租住在城北七古登社区,开了一家便民开水房。上周日下午2点左右,久雨的杭城难得放晴,乐乐和两个小伙伴一起出去玩,几个小孩跑到了附近的小河边。 乐乐出去没多久,正在门口烧水的乐乐妈俞女士就看到老潘(七古登经济合作社监事会主任潘建明)的老婆急匆匆走过来:“你家小孩落水了!” 俞女士一阵发懵,扔下手上的活就往小河边跑。看到乐乐的时候,她的脸全吓白了。 “儿子已经被老潘救起来。”俞女士说,“他眼睛睁着,可我使劲喊他,他却没什么反应。” 俞女士来不及问到底发生了什么,在邻居帮助下,把孩子抬回了家。“我把他放在木桶里用热水泡着,不停喊着他的名字,生怕他闭上眼睛。”10多分钟后,乐乐总算应了妈妈一声“哎”,俞女士这才稍稍放心。 泡了半个小时热水澡,乐乐盖着厚厚的被子睡着了。 然后,俞女士才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小河边护栏有处缺口,孩子们通过缺口跑到了河岸边玩。当时乐乐拿着的玩具掉进了河里,乐乐伸手去捞,一不留神也掉进了河里。身边的两个伙伴,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小,并没有呼救。 幸运的是,岸边一个正在晒生姜的大姐很是心细。刚刚还看到三个小孩在一起玩,怎么变成两个了?她朝河里看了看,哎呀,不好,一个孩子掉进水里了!这位大姐马上喊叫起来:“有人落水啦!快来救人啊!” 大姐的喊叫声,被正在附近的老潘听到了。他翻过护栏,连鞋子、衣服都来不及脱,扑通一声跳进冰冷的河水,把孩子救了上来。 昨天记者联系老潘时,他正去临安出差。听记者提起救人的事情,他有些不好意思:“哎哟,这真是怪难为情的,其实谁看到小孩子落水,都会去救的呀!” 老潘今年55岁,身体不错,水性也很好。当天下午,他正在门口擦拭爱车。“我看到的时候,小孩已经慢慢往水下沉了,这可耽搁不得了,所以我鞋子、衣服都没脱就跳下去了。”老潘说,把孩子救上来后,乐乐已经没什么反应了。他赶紧拎住孩子的双脚,把孩子倒提起来,没一会儿,乐乐就开始哗哗往外吐水,“吐了有两个小可乐瓶装的那么多的水”。 救起乐乐,老潘自己也冻得直打哆嗦。就在乐乐泡热水澡、盖厚被子的时候,老潘也跑回家赶紧冲了个热水澡,“晚上又喝了三两高粱白酒,身子总算是暖和起来了”。 乐乐妈妈说,“晒生姜的大姐估计不是社区里的人,这两天我们都没找着她,但我们也很想通过你们感谢她。”乐乐父母反复地说:“没有潘主任和那位大姐,可能我家乐乐就不在了。” 本报讯 前天傍晚,李先生和往常一样回到机场路里街的解放军南空杭州干休所,发现同住一起的母亲不见了! 李先生急坏了,老母亲已94岁高龄,平时都待在家里的。家人赶紧分头去找,忙活了两小时也没找到。直到当天晚上9点多,传达室打来电话:李老太太被一个好心的安徽小伙带回来了! 原来,前天上午,李老太太出门想去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一个病人。不怎么出门的她,迷了路,后来竟走到了钱江四桥桥北凤凰城附近(老人年纪大了,对自己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一直说不清楚)。 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街景,着急的李老太太拦下一辆车子问路。开车的正是这位热心的安徽小伙。他看老人年纪这么大,就说愿意开车载她过去。兜兜转转好几个小时,总算找到了老人的家。 面对李先生等家人的一再感谢,小伙一直摆着手说“这是应该的”,再三要求下,他才留下自己的名字:陈琼。 昨天,我们联系上了陈琼。他今年25岁,安徽人,刚来杭州不久,那天正在钱江四桥附近找房子,碰到了老人。 陈琼说,当时是下午4点半左右,看老人迷了路,年纪又大,就想开车把她载回家去。可是老人说一口杭州方言,他听得稀里糊涂。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,整整4个半小时,陈琼开车带着老太太从滨江一路找到西湖区的疗养院,最后总算找到了机场路里街的南空杭州干休所,把老人安全送回了家。 “谁家都有老人,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也都会这么做的。”陈琼笑笑说:“我得尽快学会杭州话,再碰到讲杭州话的老人,就能派上用场了。” 本报通讯员 朱雅婷 本报记者 刘栋 (刘栋) 本报讯 昨天下午2点多,省中医院急诊室,31岁的岳先生脸色渐渐好转,他的心跳、血压都已恢复正常,人也冷静下来。“多亏遇上了这么多好心人,不然我可能还晕倒在路边呢!” 岳先生是黑龙江人,前段时间来杭找工作。“工作不好找,很灰心。”前天晚上,心情郁闷的他喝了一些酒,然后在网吧通宵上网。 昨天上午,岳先生坐公交车去火车站,打算买票回老家。公交车快到井亭桥站时,他突然觉得头晕,呼吸也急促起来。同车乘客建议他下车到省中医院去看看。 公交车很快到了井亭桥站,几个好心人把岳先生扶下了车。可他喘着气说:“我不想去医院,因为身上没什么钱……”听到这话,几个大伯大妈你五十、我二十的,很快凑出115元钱,塞到了岳先生手里。 岳先生走到医院门口时,支持不住晕倒了。医院门口的协警和一个经过的小姑娘连忙上前把他扶起来,两人一起把他送到了急诊室。 医生给岳先生吸了氧,随后的检查显示他身体没什么问题。“病人的主要症状是头晕、气急,可能是晕车加上癔症,我们判断,病人可能有点抑郁症倾向,突然发作可能与紧张、焦虑的情绪有关。”急诊科苏建明医生告诉记者。 岳先生自己也说:“这段时间胡思乱想,心思太重。在老家时,我挣不到钱,前几天到建德姐姐家去投靠她,觉得难为情。找工作也不顺,整天想着自杀,唉!” 接到电话的岳先生姐姐随后赶到医院,看到弟弟已安然无恙,连声说幸运。而冷静下来的岳先生也表示“这么多好心人来帮我,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” 本报记者 黄敏 本报通讯员 于伟 本报通讯员 王燕 本报驻嘉兴记者 竺军伟 闯红灯当然吃罚单,那么闯黄灯呢? 嘉兴海盐司机舒先生就闯了一次黄灯,结果也吃了一张罚单。 但舒先生以“处罚无法律依据”为理由,把交警部门告上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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